一味地强调知识产权技术性强、专业性高、法律复杂，忽略现实生活中纠纷的真实类型与结构，有可能导致组织体系设计的不合理，制度成本过高。
我国已在北京、上海和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。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讨论，至今热度未减。
在此当中，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值得关注：知识产权纠纷的类型与结构不同，影响着法院功能与作用。
近年来，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每年以40%左右的速度递增，一审受案数量，2013年突破10万件，2014年超过13万件。流行的观点认为，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旨在回应案件数量剧增的挑战。
不过，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是，案件结构呈现出极大不平衡，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的一些法院，被告多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此类案件占了全部数量的近70%，且以销售者为主；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率非常高，全国一审案件的撤调率多维持在60%以上。在这些案件中，技术和法律复杂性，究竟如何？至少需要司法实证资料去证明。不过，初步的证据也表明，大量的“批量诉讼”中，案件多为“真侵权，假纠纷”，法律上的争论并不大，原告与被告甚至都不聘请律师，法院几乎可以进行“标准化”和“自动化”处理。易言之，由大牌教授代理，还是由普通维权人士代理，从法律说理到裁判结果，并无差异。
如果这一事实成立，知识产权的司法组织体系建设，应当是审判力量的“下沉”和程序的简化，比如：放开基层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权，实行简易程序和独任审判，重视和发挥基层调解能手的作用。其好处在于：降低维权成本，加大侵权行为的检举和查处概率，有效施加成本以遏止违法行为，节约司法资源。一味地强调知识产权技术性强、专业性高、法律复杂，忽略现实生活中纠纷的真实类型与结构，有可能导致组织体系设计的不合理，制度成本过高。
当然，也有相当多的案件是“真纠纷”，涉及到高度的技术、法律、经济与社会复杂性。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，知识产权比其他财产形态更具有不确定性，表现为，知识产权具有模糊性，不完备产权是认识这一法律问题的逻辑起点；知识高昂的厘定、度量、监督和维护成本，决定了许多知识资产会置于公共领域；权利是利益变动的时间函数，当知识受保护带来的利益大于其维护成本时，产权的再配置就会出现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知识产权通常暗含着冲突、纠纷与权利的再协调。巴泽尔就认为，在不完备的产权中，纠纷与权利的形成息息相关，解决纠纷就是界定权利，法院权利界定方式有两种：一是直接的，法院实际处理纠纷；二是间接的，纠纷解决会带来一种“公共物品”——先例的确切性对类似纠纷进行了权利界定，会引导人们不以诉讼方式解决其纠纷。
如果这一观点成立，案件是疑难复杂的“真”纠纷，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科层中的序位就应当进一步提升。其一，面对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膨胀，诉诸个案分别处理，逐一司法定价，会耗费大量司法资源，极其不效益。裁判文书对权利的界定本质上是一种价格信号，具有传递、引导和协调市场的功能，必须依赖市场对司法定价做出调适性选择。法院的级别越高，权威性越足够，信号的真实性和可信赖性越强，其调节力就越强，更有利于确保权利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。
其二，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权利人“过度维权”，自我约束机制失灵的现实。知识产权诉讼其实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诉讼会引发知识产权无效、撤销、合理使用、在先权利等权利再配置程序，权利人将面临权利资格的“再次审查”。波斯纳、兰德斯的研究认为，专利权利人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将面临判决专利无效的风险，通常会“容忍适度的侵权行为”。他们对美国联邦巡回法院1982-1992年专利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，法院支持有效专利的案件，最低为45%，最高为76%。在我国，知识产权的发展起步晚、时间短、含金量不高、水平参差不齐，在诉讼中，对知识产权进行“二次审查”，既关乎提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质量，也事关权利的公平分配。通常，在“真”纠纷中，权利的边界并非非此即彼、一目了然，纠纷的解决，有可能需要打破权利初始授予的格局，进行动态的再配置。其中，非常重要地涉及到专利、商标、著作权等主管部门的公共事务，比如授权确权的有效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裁判要具有更大的胆略、正当性和权威性，就必须由更高层级的专门组织担当“守门人”。
由此，似乎可以看出，知识产权案件，许多是法律问题简单“假”纠纷，完全可以“下放”给基础组织；一些属于影响重大、疑难复杂的“真”纠纷，应由更高级别的法院管辖。
面对知识产权纠纷这一相同问题，各国诉讼境况并不完全相同。在中国，知识产权司法面临双重的夹击：侵权假纠纷的泛滥，权利分配的“二次审查”。审判组织的设定，更需要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，司法统计资料、实证的分析方法、国情的深度调查，是不可缺失的技术保障手段和研究方法。遗憾的是，在中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论证中，我们鲜能清晰见到自己的真实家底。离开了自己的家底和根基，制度的建构会有活力和实效吗？保持必要的审慎和怀疑，这是必要的。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）